舅母（原生态）

王秉岳

一
母亲老了，总爱絮絮叨叨。每天晚饭后，女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做永远做不完的作业。我拖着从单位带回的一身疲倦和麻木得不再打转的脑子，捧一杯绿茶，慵懒地斜靠在客厅的沙发上，陪寂寞了一天的母亲，看永远也演不完的电视节目。无论屏幕上的明星要人演讲时有多么慷慨激扬，或足球场上球员射门时有多么扣人心弦，或港台情爱缠绵剧中的俊男靓女有多么招摇和做作，母亲保证一点儿不为所动，只管一个劲儿的向我“插播”着她的新闻、旧事：一楼的小保姆今天穿上裙子啦，难道她就不冷吗；二楼今天来客人啦，一男一女，穿的哪个土气哟，还提着两棵大白菜；噢！今天又接了个电话，说了半天，又是拨错号的，这人也真是糊涂；唉！你说怎么现在的人总吃肉还嫌饭不好，我小时候过年才能吃上一顿肉……母亲的唠叨声总和电视的声音不和谐地重叠，但是，听的时间长了，习惯了，拣着听也无所谓。而一旦母亲的声音停止了，你瞧吧，准又打瞌睡了，毕竟是奔九十岁的人了。
可是，一旦屏幕上闪现连天的炮火，闪现八路军战士奋勇争先，与日本鬼子激战的场面，母亲准会又精神起来，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一边又开始念叨起她的兄弟——我的老舅，那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

二
姥爷家在距县城西北十八里的安家庄。小村西依太行山，东临郜河，还有一条小河穿村而过，山青水秀，明丽无比。但那是当年。如今上游修了一个水库截断了水源，山依然是翠绿的，河却只剩下了荒芜苍凉的沙滩。
姥爷家在村里是一个大家族，谁知到了姥爷这辈，一连生了五个女儿还见不到儿子的影儿，真成了老两口的心病。姥姥为求子，踮着一双小脚拜遍了凡是她能走到的一切送子娘娘庙、观音庙，甚至城隍庙、关老爷庙、二郎庙、月老庙。姥姥在诸神佛前拜了又拜，磕了又磕，给送子娘娘送了不知多少匹红布，供了不知多少个男布娃娃，撂了不知多少灯油钱，终于有了我老舅安立国。
老舅生下来时白白胖胖，四肢乱舞，哭个不停。作为晚生子，他深受全家人的溺爱，头上顶着怕晒着，手里捧着怕摔着，嘴里含着怕化了。可他偏偏不争气，越长越野得没边，长到七、八岁时，还总是一丝不挂的到处野跑。这当然是在夏天。墙头上、树梢尖、地窖里、西边陡峭的坡顶上、东边辽阔的大河边，哪儿都有他的影子。姥姥的小脚点得再快也追不上他，姨姨们整天对他连哄带吓唬，但一转眼又没影了，村子上空常常随袅袅的炊烟飘荡着呼唤老舅名字的声音。
老舅经常头上顶着姥姥用剃头刀和剪刀炮制成的草帽盖式头发，并在颈窝处还留下长长的一绺，编成一条小辫扎着鲜艳的红头绳。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这个小辫是应该叫小揪揪，还是应该叫小九九，可能是用小揪揪的谐音，表示希望他能活到九十九岁，也可能是因为他经常光光的没处捉拿，留下这个小辫好让大人揪住他而不让鬼抓走，期盼他能长大成人。光光的身上，晒的黝黑，上下浑然一色，脸上被鼻涕、汗水和烂泥抹得五眉三道，除了姥姥和姨姨们爱看，并忙着怜爱地给他擦抹外，恐怕别人谁也不愿意碰他一下。
老安家一大群女人，楞是没有调教出老舅一点文雅娴静的气质来。老舅一反老安家敦厚、谦和的家风，胆子贼大，啥事都敢干，什么东西都敢祸害。洪水季节，浑黄的河水夹杂着树枝、落叶、死猪、烂狗，打着漩向下游汹涌而去。大人站在河边都眼晕发怯，老舅他们几个野孩子楞是偷着往下跳，扎猛子、搂狗刨、立水、仰水，玩得花样百出，尤其是仰水时，身子平平的躺在水面上，随波浪漂浮晃荡着，还讲究要把小鸡鸡露出水面来，叫做什么“晒麦穗”。
夏日的中午，太阳晒得大地上万物都打了蔫，大人们歇晌了，老舅却在酸枣棵子丛生的乱坟岗里打转转，抓住蝈蝈、蚂蚱，就点把茅草烧烧吃。抓住条蛇，就用大瓜叶子包起来，偷偷塞进小伙伴的口袋里，把小活伴吓得魂飞魄散，或是把蛇吊在树上，把蛇皮一把捋下来，晒干了，蒙到竹筒上做成胡琴样，再悄悄从马屁股后揪几根马尾巴做成弓子，吱咕、吱咕，拉得人们直捂耳朵。老舅还总爱养些猫啊狗啊鸟啊的活物件，常常钻到水塘里抓一堆青蛙回来，撕碎了喂它们。每每看到老舅支撒着的两只血手，还有满院子血淋淋、缺胳膊少腿、死后还瞪着圆眼睛的青蛙，姥姥唏嘘不止，姥爷直出长气。
老舅到上学年龄了，被送到乡下名气最大的孙瘸子私塾，相当于现在的私立贵族学校。孙老先生一看“安立国”，留着花白小辫的脑袋就摇得象个拨浪鼓。姥爷好说歹说求了半天情，又多加了两块大洋，孙老先生才勉强同意让老舅暂时留下来念几天试试。老先生还真为老舅的调皮捣蛋费了不少心，可是，不久就惊奇地发现老舅的脑子灵着呢！旧诗古文一学就会，甚至倒背如流。在教大孩子们学珠算时，大孩子还没学会呢，老舅却瞪着滴溜圆的小眼记住了，下课后，抓住别人的算盘就扒拉，没几天，三变九、九变九，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打了个溜溜滑熟。老先生高兴，要不是腿瘸还真会蹦起高来。几年下来，老先生喜欢老舅甚至超过了他的和老舅一起读书的儿子，而他儿子也和老舅亲得象亲兄弟一样。
老先生见人就夸安立国，好像他教出了一个王羲之、苏东坡的混合体。老先生还真想倾其所有把他培养成文曲星。十来年的工夫，老舅学了一些四书五经，也把三言两拍、唐人小说、《东周列国》和《红楼梦》、《水浒传》等，凡是能搂到手的书都看了个遍。他张口闭口就是苏秦、张仪、管仲、乐毅这些追名逐利的人物，要不就是起兵造**的梁山好汉。有点知识的老人们常指点着他说，这小子心野着哪，不是个省油的灯。
但是，老舅也真能静下心来，一笔一划的毛笔字写的楞好。解放后，我大哥上小学时没有写毛笔字用的字帖，老舅就给他写了一本，大哥用这本字帖仿套临摹下来的一张张毛笔字，被老师给画上了一个个表示赞扬的红圈圈，这些纸又被我父亲用来糊了顶棚，人见人夸，还真成了家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父亲也为此而骄傲了好多年。
老舅还没到十八岁，就被聘在村里当了小学教员。浓眉大眼，笔挺的鼻子，厚厚的嘴唇，虽然有点瘦小干巴黑，但穿起长衫来倒也风度翩翩。老舅教学，从来没有人说过他教的如何，但我认为他的教学质量绝好不到哪儿去。因为那时候，他早已不管我姥爷的窥测和反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使出了吃奶的力气，让我的表舅、干舅、叔伯舅也成了他的同志。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都成了老党员，县里召开老党员会议，我的舅舅们就会蜂拥而至县人民礼堂，正襟危坐在那里，显摆着他们的荣耀。休会时，胸前带着红布条的舅舅们又撒满全城，像中了状元游街夸官一样，一遍又一遍在县城里游荡，吓得我在上下学的路上，都得提心吊胆的盯着每一个戴红布条的人仔细辨认，只怕一不留神在一个舅舅面前走过，因没打招呼而招来一顿臭骂。
老舅终于为了搞好他的党的事业而弃儒从政了，腰里插着一支撅把子独子铳，整天四处奔忙着，并很快当上了共产党县政府四区的区长。
老舅颇有些风流天性，加之见多识广，还有那么一点儿小知识分子的翩翩风度，不知用什么方法就把邻村一个最漂亮的姑娘“勾引”到了手。老舅疯狂地猛追那个姑娘，俩人不顾一切地频频约会，老舅那风流倜傥的神姿和姑娘俏丽的倩影常常依偎在一起，飘进如霞的桃花林，停留在浓郁的柳树阴，游荡在清凉的月光下，倘徉在潺潺的小河边。反正那人少就往哪里钻，惹得年轻人争相效仿，在那沉积了几千年封建意识的小村庄里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波澜。姥姥的陪嫁首饰，姨姨们的花手绢、红头绳也因之没少丢，但大多又被我那没过门的舅母变着法偷偷地还了回去。
不久，老舅就骗得了我姥爷那个老封建、老犟头的默认，把我的第一任舅母娶进了门。据说，我的第一任舅母非常漂亮，柳眉杏眼，一笑俩酒窝，苗条阿娜的身材，长辨拂臀。舅母的花轿落地后，她刚刚掀起盖头，那个美啊！把我的姨姨们和年轻的舅母们都比得不敢出门了。
婚礼完毕，送亲的娘家人刚出门，老舅就迫不及待地瞅空搂住舅母，在她那笑的象桃花一样的脸上亲了一口。孩子们瞧见了，马上哄遍了全村。他们两人好得真象被蜜糖粘在了一起，要不是有党员这个笼头给老舅拢着，整个蜜月他决不会迈出屋门一步。就是在外边，不是勾肩搭背，也是你捅我一下，我摸你一把，惹得姥爷直扭脸。
舅母极其贤惠能干，一进门就代替老舅挑起了家里、地里的劳动重担，一张笑嘴象抹了蜜，把从公婆到一大群大姑子们侍奉得高高兴兴，哄得婶子、大娘，以及七大姑、八大姨没有一个不夸赞的。这当然也包括老舅参加了八路军后的漫长年代。
但好景不长，老舅刚度完蜜月 ，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鬼子的铁蹄很快踏遍了整个华北平原，我的家乡沦陷了。老舅更忙了，开会、征粮、动员抗日、接送干部过境等等，各种任务压得他团团转，整天连家也不回了，也因此正好让他躲过了日本鬼了第一次入侵安家庄。
那次鬼子进安家庄前，村里的人闻讯后全都跑了。拉着牛、牵着羊、拽着驴、抱着小孩和背着老人的逃难队伍都跑进山里了。可是，任谁也劝不走、拉不动正在自家菜园子里干活的姥爷。他认为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里干活儿，又没碍着鬼子什么事，干吗要跑呢？老安家人的犟劲上来了，九头牛也拉不动，人们只好无奈地离开了。直到一群鬼子端着刺刀把姥爷团团围住了，这个犟老头还在认真地侍弄他那青菜呢。鬼子们惊奇的看着这个唯一的土老头，向姥爷喊了半天日本话，姥爷却哼也不哼，惋惜地瞅瞅那被踩坏的青菜秧子，又愤怒地瞪着鬼子们。鬼子们戳了姥爷几枪托，又放出狼狗把姥爷咬了个遍体鳞伤。老爷哀叹着失去了安宁的家园，从此也知道鬼子来了就赶快逃跑了。但也在老安家人们的心目中永远燃起了仇恨的火焰。
老舅回家看到姥爷的样子，拔出撅把子独子铳就要往县城跑，非和那狗日的小鬼子拼了不可，姥姥和姨姨们连拽带拉，又哭又喊，才把他拦了下来。
一天上午，老舅进太行山执行任务回来时，路过安家庄邻村石牌村旁的山坡。在坡顶上，他无意中看了一眼山下，发现山脚下一队鬼子打着膏药旗正迎面走来，连忙闪身跳到路旁石头后面的荒草丛中藏了起来。鬼子在山脚下停下来，冲着山上枪炮齐鸣地轰了一通。老舅误认为鬼子是冲着他开枪的，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可枪声却突然停了下来，鬼子们仍然排着队慢慢地向山上走来。老舅那里知道，鬼子刚进中国时，对这个陌生的国家和土地充满了恐惧，他们每到一处总是借枪炮壮壮胆，才敢往前走。
老舅爬在荒草丛中偷看着，直到鬼子从他面前耀武扬威地走过去。老舅第一次面对鬼子，看着那一个个矮墩墩的身影，和中国人也差不多的面孔，他紧抓着身子下边的土地，失去了对这片土地的温暖、踏实、安全感，感受到了亡国奴的屈辱，体验到了姥爷受到鬼子欺侮后的哀叹和愤怒。他握着腰间的撅把子独子铳，眼里喷出了火，几次想冲上去和鬼子拼了，可他最终也没把枪拔出来，窝下了平生第一次最大的窝囊气。
鬼子的队伍走远了，老舅气哼哼地从地上爬起来，抹了一把头上的汗珠和粘着的草叶，正准备往路上迈步，却又看见后边还有一个鬼子，正晃晃荡荡地走过来。老舅马上又爬下，心里却一阵激动，激动得手都有些颤抖了。弄死一个出出气，让你小鬼子也知道知道爷爷的不好惹！老舅脸上露出一丝难以觉察到的笑意。
他解下系在破棉袄外边的腰带，又向路边爬了爬，等啊，等啊，好象等了一百年，那个日本鬼子才踢踢蹋蹋地走到老舅的身边。等鬼子的身影刚从眼前闪过，老舅就象猎豹一样扑上去，把鬼子猛扑倒在地，没等鬼子明白过来怎么回事，脖子里就被勒上了老舅的破腰带，一声没喊被勒断了气。老舅把鬼子的尸体拖进路边石头后面的枯草丛中掩盖好，抓起三八大盖枪和子弹匣，得意地甩到背上，飞快地跑下山，从野地里转回村边，在一个旧坟窟窿里藏好了枪和子弹，没事一样溜达回家。
让老舅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半夜，三百多日军乘十四辆汽车团团包围了石牌村，制造了抗日战争时期全县第一次有名的石牌村血腥大屠杀。据姥姥村的人讲，当时阴沉沉的天空中烟雾弥漫，大火燃红了半边天。安家庄村的人站在村边的土堆上，就能望见石牌村的房屋在大火和浓烟中轰然倒塌，能望见鬼子端着刺刀挑人的悲惨情景，能望见鬼子把人提着扔到大火中，还有听到机枪的扫射声、鬼子的嚎叫声、大人孩子的惨叫声连成了一片。邪门的是安家庄村的人象吓傻了一样，除了没在家的老舅外，其他人谁也不知道赶快逃跑。等鬼子全部撤走了以后，全村的人才一下子跑了个精光，好多天没人敢回家。
对石牌村惨案，县志这样记载：
“这次惨案共杀死无辜群众51人，杀伤14人，烧毁房屋235间。”
这件事发生后没多久，老舅受组织派遣到部队工作。临走时，他和我那漂亮的舅母紧紧的搂着，吻着，哭了个天混地暗，最后才依依而别。从此，老舅扛着他夺来的三八大盖枪进了太行山，参加了八路军，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并且，很快就凭他对党的忠诚，他的胆魄、文化、机智和本地人的优势升任了兵站站长。

三

母亲结婚后，随着给店铺打工的父亲辗转流落到了县城。县城被日本鬼子占领后，商号店铺纷纷倒闭，父亲失去了固定工作，家中的生活只好靠父亲替有钱的人家出民夫和母亲没日没夜的纺棉花来维持。
出民夫，就是给鬼子当民工。任务主要是在县城方圆十几里远近的地方，和一座座炮楼周围挖出一道道宽五米、深七米的封锁沟。鬼子用封锁沟来对太行山里的八路军进行抵御和经济封锁。也就是在日本鬼子的刺刀逼迫下，我父亲他们用了整整八年的时间，把辽阔的华北大平原挖了个沟壑纵横，其工程量绝不亚于隋炀帝的大运河。但沟里没有水，怎么看也只有满目的苍凉，而没有江南水乡的明丽和威尼斯水城的的旖旎。
父亲出民夫，整天早出晚归，吃的是自带的糠干粮就凉水，路远了还得风餐露宿。挨饿受冻，累死累活还不算，动不动鬼子的枪托、皮靴就向民夫们身上招呼，对民夫最惨忍的处罚当数“支罗锅”了。“支罗锅”就是双手双脚着地，身子弯成弓形，肚子下边的地上刀尖向上栽几把刺刀，背上再给压几块大石头。好多民夫就是在“支罗锅”时挺着挺着就顶不住了，爬在刺刀上送了命。好几次父亲被“支罗锅 ”，幸亏他咬着牙挺过来了，否则，太虚再寥廓，万物再资始生发，这个世界上也绝对不会有我了。我还未出生就差点把命断送在日本鬼子手里，真是前世的深仇大恨，不解之冤。现在一提起日本鬼子来，我的头皮就发麻，牙根直咬，这可能是遗传基因在作怪吧。
当时，我家借住在北街一个大杂院的两间破房子里。鬼子进城后，院子里又住进了几个伪大乡，一个院竟住进了好几个乡的乡政府。这些乡政府都是给八路军和游击队打得没法在自己的地盘上呆了，只好住在县城里对本乡的各村实行武装遥控，说穿了，就是和日伪军一块下去，到本乡进行征粮、征夫和抢劫。我母亲称他们为大乡里的。因为他们是日本鬼子的官，母亲对他们是畏惧有加，整天提心吊胆，小心翼翼，进进出出都低着头，惟恐一时不慎招来祸患。而我那三四岁的大姐却谁也不怕，半块糠饼子吃饱了，就满院子乱跑，小嘴巴还一个劲地念叨着民谣：
拉大锯，挺大锯，
姥姥门前唱大戏，
请闺女，接女婿，
外甥女也跟着去。
念完了，还要自言自语地加上一句，俺姥姥家是安家庄的。这次，正好被路过大姐身边的一个姓崔的大乡长听见了，他站住了脚，扭过头来悄悄地问正在一旁干活的母亲，你是安家庄的，你认识安立国吗？母亲回答说认识后，又奇怪地反问道，你怎么知道他？他怎么啦？崔大乡长对母亲说，安立国被抓来了。母亲像突然中了雷击一样，楞在那里，只觉地一股凉气从脊背直冲头顶，整个世界都停止了转动。等稍缓过一点儿神来，看了看还没有走的崔大乡长，就急切地问道，那…那他关在什么地方？他吃什么呀？崔大乡长仔细地看了母亲一眼，表情极不自然的苦笑了一下，告诉母亲，安立国就关在这北街的炮楼下边，并由崔大乡长他们负责送饭。母亲这才想起，近几天总见崔大乡长他们几个拎着饭罐进进出出。母亲强忍着涌满了眼眶的泪水，再也不敢多问一句话了，踉踉跄跄地跑回屋里。
母亲一头扑在炕上，咬牙忍住了哭声，一边无声地落泪，一边在心里呼喊着：小国子，你在山里当八路军干得好好的，干吗就落在鬼子的手里了呢？没人性的鬼子能放过你吗？你叫姐姐可怎么办啊？怎么活啊？老天爷呀！你睁睁眼吧！救救我那可怜的兄弟吧！只可怜天不答，地不应。
原来，老舅自从担任了八路军兵站站长后，就开始了在太行山东麓几个县招兵买马、征粮、征衣、征军鞋。人们知道八路军凭小米加步枪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也应该牢记革命老区的人民为纺线、织布、做军装和军鞋，耗费了多少妇女如花似玉的青春年华。
我老舅开展工作专爱找熟悉的地方去，周围几个县好象他的家一样，换上便衣带上一两个人或单独一人就敢到处走，尤其是家乡一带，更是他常去招兵买马的大本营。可能他那会儿就悟透了，熟人好办事，亲戚、朋友相信他。因此，我的许多舅舅被他连推带拉当了八路军。
直到现在我母亲对此事一直愤愤不已。因为我的舅舅们打完了抗日战争，打解放战争，接着又抗美援朝，死的死，残的残，不死不残的也因为只顾着打仗，顾不上进咖啡厅、泡酒吧、上影院、逛公园找女朋友谈恋爱，更别说结婚生儿子了。老安家那么多条光棍在那戳着，歪脖子的、掉胯的、大炮震聋耳朵的，母亲能不看着心痛吗？她看不到老安家门口上那一块块光荣军属、光荣烈属牌匾的辉煌，只会狠很地说，小国子毁了俺老安家！这是母亲给老舅的结论。
老舅被捕的那天晚上，是独自一人回的村。他穿上便衣就是一个地道的庄稼汉，又总觉得在家乡如鱼得水，安全得不能再安全了。秋天的薄暮中，翠绿的玉米叶子在晚风中摇曳着，掩映着乡间的小路。经过一个路口时，他影影绰绰看见了小时候的伙伴王四河的身影闪了一下，当时也没在意，就匆匆忙忙地进了村。
街上静悄悄的。人们都在家里忙活着准备晚饭，村庄的上家随风飘着几缕炊烟。老舅躲避着可能有人的地方，轻车熟路地转到村长家。哥俩一见面亲热得不得了，村长又赶忙叫来了村里的几个干部，反正都是自己的弟兄们，几个人就着玉米饼子和咸菜棒子，喝了几口地瓜干酒。老舅向村粮秣委员郝玉清转交了从县里顺便带来的征粮任务条，哥几个就聊起了太行山里的新变化。老舅兴致勃勃绘声绘色地向兄弟们讲了山里根据地人民的生活，讲了八路军的一次次胜仗和发展壮大。一直聊到半夜，老舅才想起要赶在黎明前离开村子，该回家看看那已经好久没见过面的媳妇了。
村长陪着他悄悄地来到家门口，推了推那紧闭的院门，门在里面闩着，老舅拉着村长转到围墙下，踩着村长的肩头翻墙跳进了家。老舅轻轻敲了敲窗棂，低声叫了两声舅母的名字，门一开，老舅一把就搂住了我那惊喜得差点晕过去的舅母。
夜，静极了。只有秋虫的鸣叫声，伴着小两口的窃窃私语。
老舅和舅母亲热够了，还紧紧地抱在一起没有分开的意思。突然，房顶上传来杂乱而轻微的脚步声。老舅警觉地一把推开怀里的舅母，顺手从枕边抓起手枪，并低低地在舅母耳边说了声：不好！起身就要从炕上往下跳。但当他借着微弱的星光从窗口看到了院墙上的钢盔影子，并听到砸院门的声音时，反倒镇静地把手枪塞给了舅母，低声地嘱咐道：千万藏好，以后交给村长。说着，老舅飞快地穿衣服。舅母刚探身把手枪扔进炕沿下边烧炕用的火洞中，房门哐的一声就被撞开了，贼亮的电筒光和闪着寒光的刺刀，紧紧地顶住了老舅的光脊梁。老舅在鬼子们的嚎叫声中从容地穿好衣服，蹬上鞋，在披头散发衣不蔽体的舅母的哭喊声中，扭头看了看姥爷姥姥那仍是黑沉沉的房间，带着舅母身体的馨香，头也不回满怀悲愤地离开了家。
日本鬼子们笑了，日本特务头子侯藤笑了。侯藤在全县成立的灭共委员会折腾了几个月，在各村安插眼线，到处抓人，严刑逼供弄出了那么多共产党、八路军。但是，侯藤知道那都是假的，好不容易抓着了这么一个正牌的八路军，而且还是个大官，他那金丝眼镜片后面的金鱼眼能不眯缝着笑吗？

                                           五

一天，一向寂静的大街上突然热闹起来。从街上跑回来一群孩子们嚷嚷着，有的说日本人又杀了两个八路军，有的说两个八路军真勇敢，一边走一边喊口号，还一边骂日本人，有的说日本人一个劲儿地打他们，吓死人了。母亲听到了，扔下手中的针线活儿，拔腿就往外跑，结果还没跑到大门口就昏倒在地上。
到了晚上，崔大乡长又和以前一样，提着饭罐踢踢塌塌地出去了。母亲看着他的背影，不禁疑惑了：难道被日本人杀害的两个八路军中，没有自己的兄弟？
第二天早上，崔大乡长又去送饭，但工夫儿不大又匆匆忙忙地跑了回来，一进院门就招呼另外几个大乡长钻到一间屋里，不知在嘀咕着什么。母亲真想找崔大乡长问问老舅怎么样了，可鼓了几次勇气，也没敢走出屋门。接下着，整座县城都被日本人封锁了，四门紧闭，鬼子和汉奸开始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崔大乡长他们几个也不再送饭，只是整天急急忙忙地进进出出。母亲一直担心老舅的生死，看着碗里没有一点油盐的糠糊糊，更难以下咽。
原来，老舅自从入狱那天起，就像被圈住了的猎犬，在牢里四处乱转，这扒扒、那看看，看完了，也失望了。这个牢房四面墙都是用砖砌的，虽然年代久远了些，但仅凭几根肉指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挖出个门来。牢门上包着铁板。小小的窗口，还用几根拇指粗的铁棍焊了个结实，老舅抓住铁棍狠摇了几下，脸都憋红了，却看不到丝毫松动的迹象。小战士看着他说，别费劲了，我试过不知多少次了，没门。门口戳着一个站岗的伪军，有事没事就从小窗口向牢里张望，看的多了，老舅烦了，张口就骂：看什么看？我又不是你娘，光着屁股好看。气得站岗的伪军骂骂列咧的，但向牢里张望的次数却少了。
老舅对牢房这个死物没有办法了，就琢磨起门口站岗的活人。站岗的伪军不看他了，他却站在小窗前，像看新媳妇一样仔细地端详着每一个站岗的伪军，还一个劲儿和他们搭讪，没完没了，什么你是那村的呀？家里都有什么人呀？你姥姥家是那村的呀？噢！我认识你们村的二傻子，你知道你们村的王麻子吗？等等。站岗的伪军不理不睬，偶尔有一个伪军因为嫌老舅麻烦，斥骂几句，老舅也不恼，依然和他们套着“近乎”。时间长了，老舅看出门道来了，把一群伪军以对他的态度为标准，分了个三六九等。其中，家是顺城街的一个小伪军排名第一，因为他时不时地对老舅他们露出怜悯的目光，看见他们被打的惨状，眼里还会噙上泪花，轮到他站岗时，常给老舅他们多送些水，和老舅之间的话也越来越多，有时还偷偷地说些对鬼子不满的话。老舅不愧是当教师的出身，在他的说教下，没几天，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小当差的对八路军有了认识。
机会终于来了。这天，站岗的传进来崔大乡长送的晚饭，一罐子玉米糊糊，几张卷着的黑面烙饼，半碗切成细丝的萝卜咸菜。和以往不同的是烙饼没有被检查的特务撕成碎块。老舅拿起烙饼仔细的掂量过，然后一撕两半儿，里面露出了一枚三寸多长的大铁钉。
当天晚上，老舅让小战士躺在窗口能够看到的地方装睡，替他观察外面的情况，而他趁着站岗的伪军打瞌睡，选择从窗口不易看到的临着猪圈的东墙根，把大铁钉小心地插进墙缝，连划带撬地向外挖砖缝中的白灰。白灰太干，稍一不注意，哧拉、哧拉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显得异常刺耳。为了不被外面站岗的伪军发现，老舅只能用铁钉一点一点的往外那些干白灰，手都磨烂了，到天亮也没有挖下一块砖来。
但是，这显然并不能难倒脑瓜好使的老舅，他很快就想出了办法。第二天白天，他和小战士就像患了糖尿病的消渴症一样，一个劲地要水喝，喝了就向墙根上尿。因为老舅他们不停地要水，站岗的伪军气得直骂娘，却毫无察觉老舅把尿尿和活命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发明。
砖和白灰被尿液浸过，挖起来声音小多了，也顺手多了。晚上挖下来的砖，天亮前照原样砌上去，砖缝用挖下来的湿白灰抹好，再用烂草挡住。老舅和小战士两个人换着班干，手磨烂了从地上抓把土一糊，也就遮掩住了，反正自从入狱以来也没有洗过一次澡，浑身上下脏得都看不到皮肤了。眼熬红了，却没法遮掩，被侯藤看见了，却认为老舅是睡不着觉，也就是说他的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
终于，厚厚的砖墙被挖通了一个小洞。闻着猪圈里吹过来的臭味，看着外面透进来的光亮，老舅他们高兴得直想唱《八路军军歌》。
老舅他们计划在那个小伪军值班的晚上，把挖开的洞再挖大一些，逃出鬼子的魔爪。谁知天亮后，刚吃过早饭，鬼子和伪军就在院子里排起了队。侯藤哇啦了几句，几个鬼子来到牢房里，把老舅和小战士赶了出去，扔给他们那久违了的衣服。老舅穿上他那庄稼汉的破衣裳，小战士整理好自己的八路军军装，戴上手铐脚镣，被拉到侯藤面前。侯藤嚎叫着，说接上级命令，坦白了，放你们走，不坦白，统统拉出去死啦死啦的。老舅望着侯藤那扭曲的面孔，想着自己和小战士费尽心血马上就要到手的自由，一下子化成了泡影，真气得差点背过气去。他回头瞅了一眼牢房，心痛得直哆嗦， 眼睛更红了，半天，迸发出了一声：小日本，我操你娘！老子死也不投降！侯藤气的大叫：开路！
大街上的人已经多起来了。老舅和小战士在鬼子和汉奸的押解下，高喊着：打倒小日本！共产党万岁！八路军万岁！鬼子的枪托向他们劈头盖脸的打着，皮靴向他们踢去，他们跌倒了，再爬起来，喊声却没有中断过。街上的人们看着这两个蓬头垢面的八路军和庄稼汉，目光中透着怜悯和无奈。老舅和小战士对着人群高喊着：老子们是八路，是八路就不怕死。即使死了，十八年后又一条好汉，还打狗日的小日本！乡亲们，你们等着瞧吧，共产党、八路军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万岁！打倒小日本！
在县城的东北角，老舅和小战士被拉着面向城墙站下。一队鬼子站在他们背后，端起了枪。候藤不停地冲老舅和小战士嚎叫：说不说，不说就死啦死啦的。老舅面无表情的看着眼前的土城墙，被雨水冲刷的一道道土沟，沟沿旁边长着的酸枣棵子在风中摇曳着，上边还吊着一个个鲜红晶莹的酸枣，而脚下新挖的土坑散发着泥土的芳香。他知道，要和这个虽然残破却仍然不失美丽的世界告别了，他自从入党后就曾无数次想到过死，尤其是在监狱里这一段艰难时光。但是，他挺过来了，在意志的较量中他赢了侯藤这个王八蛋，只是对这样死去，他感到屈辱、窝囊，这与他向往的血染沙场、马革裹尸的荣耀是多么大相径庭。他更愤怒了，扭头向小战士喊了一声：喊！于是，两个人一齐喊道：打倒小日本！共产党万岁！
枪声响了。
这枪声震撼了城内的人们几十年。直到现在，当年见过这幕情景的老人，每当讲起这两个八路军，那透着敬慕的眼里总是噙着泪花。而我每次听到时，心里都会油然生出一些骄傲，也暗自庆幸母亲当年没在现场。
谁知在枪声中小战士倒下了，倒在了他曾为之奋斗的土地上，老舅却仍然站在那里怒吼着。等老舅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时，眼里第一次含上了悲愤的泪水，嘴里却骂得更凶了。侯藤通过陪绑这件事让老舅在精神上崩溃的把戏，只换来了老舅内心更大的仇恨，无奈之下，只得再次把老舅扒光衣服，塞进牢里，威胁老舅说：明天，把你全家人都抓来，统统杀光！
可惜，侯藤的如意算盘依然没能如意。
当天夜里，老舅强忍着失去战友失去兄弟的痛苦，挖开墙上的那个洞，来到了外面的猪圈里。圈里的老母猪听到动静以为有人来喂食，哼哼着向老舅拱过来。站岗的小伪军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异常，举着马灯来到猪圈旁，借着昏暗的灯光，发现了贴墙而立、一丝不挂的老舅。他楞了一下，马上向老舅摆摆手，做了个快走的手势。老舅感激地点点头，来猪圈的出粪口前，掀起木板钻了出去。
老舅自由了。他沿着大墙外荒芜的小路，一溜烟跑到东大街上。天空中微弱的星光闪烁着，空旷的大街上一片黑暗，远处隐约传来巡逻的日伪军杂乱的脚步声。
老舅光着身子在县城的大街上游荡着，他这会儿对自己赤裸的模样不欣赏了，急于要做的就是找衣服，然后想办法出城。老舅认真地审视着街旁的房屋，寻找着自己以前的一个熟悉的人家。最后，终于找到了。他利索地跳过院墙，轻轻敲着房门，低声说：老张，我是安立国，刚从狱里出来，想要件衣裳就走。屋里很快传出了铁锹挪动的声音，一个声音粗暴地答道：什么安立国，老子不认识，快滚！不然老子喊人啦！老舅听出了是老张的声音，他憋了憋气，还是忍不住朝门上踹了一脚，却痛得弯下腰，抱住了脚。原来，老舅盛怒之下忘记了自己没有穿鞋，脚趾都踢肿了。
跑回街上，听着远处稀疏的鸡鸣，老舅再也不敢耽搁了，只好迅速地向东街东头的城墙根下奔去。
《县志》载：“县城建于唐天宝年间，为土城，周长五里七十五步，高二长，阔三丈五尺。池深八尺，阔二丈……东无门。”
正因为东边没有城门，所以鬼子的注意力比较松懈，而且，城墙年久失修，尤其是城墙的内面已多处坍塌，有利于城里面的人逃出去。熟知地形的老舅沿着墙根摸索着找到一处坍塌较重的地方，顺着被雨水冲刷的土沟，抓着杂草和酸枣棵子艰难的爬上了城墙。
城墙顶上，寒风呼啸着掠过，鬼子的哨兵缩着头抱着枪来回晃动着。老舅扒着城墙边，静静地等哨兵走远了，马上像蛇一样匍匐着爬到城墙的外边，探头一看，傻眼了，城墙外面黑咕隆咚的一眼望不到底。跳吧？绝对不行。城墙加上城壕三丈来深，摔不死，也得被鬼子的哨兵发现后开枪打死。没有了退路的老舅只能豁出去了，他慢慢地摸索着，沿着一条较宽些的裂缝，手指、脚趾、连肚子都用上了，像壁虎一样一点一点地慢慢蹭了下来。老舅浑身光光的没有一点布片保护，胸脯、肚子、大腿和膝盖都被酸枣棵子和破砖烂瓦划了个惨不忍睹。侥幸的是老舅下下到护城壕的臭水里，没有被城墙上的鬼子发现。
冰冷的河水，浸得伤口钻心的疼。老舅咬着牙，什么也不顾了，凭着自己从小练就的好水性，几下就游过去了，悄悄地爬上了护城壕的外边。
寒风中，老舅颤抖着，为了不被鬼子发现，仍然四肢着地匍匐着爬呀爬，只到身后的夜幕完全吞没了城墙的黑影。他站起来，踏着刚刚翻耕过的土地，疯狂地向北跑去。老舅赤裸着身体，在星光映照下的朦胧夜色中飞奔着，那样子一定非常雄健。只是老舅的头发大煞风景，虽然已两个多月未理发，够上披肩发的水平了，但绝对没有歌星们的披肩发那么飘逸，那么亮泽。因为，他的头发钻满了虱子，沾满了污泥烂草，粘在一起都快成毡片了。
老舅跑到城北两里外的一片坟场后，速度慢了下来。他找到看坟的小屋，悄悄地凑到跟前，认准了破墙上扣着的三块瓦片——表示安全的信号，砸了三下墙，接着又砸了三下。抗长活兼看坟地的地下党员任小牛拉开门，待认准了老舅后，一把把他拽到屋里，嘴里一个劲地叫着：老天爷，老天爷，你可出来啦！老舅一边喘气，一边说：快叫住在不远处的另一个地下党员靳老山。老舅接过了任小牛递过来的熟山药，塞在嘴里大嚼着。不一会儿，任小牛叫来了靳老山，老舅穿上任小牛的破夹袄和新鞋，又穿上靳老山带来的夹裤，他们三个碰了一下头，决定由靳老山连夜去安排姥姥一家人躲避鬼子的抓捕，而任小牛则护送老舅进山。
八路军的一处处地下交通站启动了，老舅很快就被送进了太行山。姥姥一家人为了躲避鬼子的抓捕，也在清晨去了我姥姥的姥姥家。
县城里，关了六天的城门终于开了。崔大乡长满面春风地笑着问我母亲：你知道为什么关城门，挨家挨户地搜查吗？母亲一脸茫然地回答：不知道。崔大乡长说：安立国从狱中跑了，关城门，大搜查，就是为了捉他。结果，折腾了五六天，连个人影也没有抓到。他一边说，一边揪着我大姐的小辫摇晃着。母亲的心也终于“噗通”一下子放到了底。
解放后，和崔大乡长一块的几个乡长，摇身一变又成了共产党的干部，有些人开全县大会时还会坐在主席台上。原来，他们是党派进县城搞敌工的共产党员，都是“白皮红心萝卜”。后来老崔当了县人民医院的第一任院长，我们家无论谁有个大灾小病的都去找他走“后门”，他还真热情地帮了不少忙。
老舅越狱后的第三天傍晚，安家庄的王四河和村边大井旁的一块大石头同时失踪了。没人注意那块大石头，可是，王四河家的人认真找了十几天，也没有见到王四河的踪影。后来，给麦田浇冻水的时候，水车斗子挂住了一个东西，人们卸下水车，从井中捞起了身上绑着大石头、头已被砸烂了的王四河。

六

一九四五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晚八点，响了整整十几天的枪炮声停止了，八路军解放了县城。村长敲起了大铜锣，喊着让人们出来迎接八路军进城，家家户户门口上点起了灯火，摆上了开水。
母亲站在门口，看着眼前走过的八路军战士，看来看去，看着谁都像老舅，又都不是老舅。母亲熬了大半夜，看得眼花缭乱，最终也没有见着老舅的踪影。谁知第三天的早上，院门刚打开，呼啦啦涌进来一群八路军，走在最前边的正是老舅。
老舅浓眉大眼，颌下长满了黑色的短须，一身灰色的土布军装，腰中扎着锃亮的皮带，双腿紧紧的打着裹腿，脚穿黑色的厚底土布山鞋，虽然仍瘦小干巴黑，但沐浴着一身朝阳，到也显得异常英俊。他一边走一边高喊着：二姐，我来啦！母亲站在房门口，端详着这个的八年多不见了的老兄弟，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母亲扯着衣服的大襟抹眼泪，哭出了声。老舅却哈哈大笑着，安慰母亲：二姐，解放啦！天下都成了咱八路军的啦！哭什么呀？高兴还来不及呢！老舅告诉母亲，一接到县城解放的消息，他们就马不停蹄地从山里开了下来，昨晚上到了姥姥家，全家人高兴得又说又笑。姥姥高兴地流着泪说：把鬼子打跑了，咱老百姓就舒心了，可也让人们睡个安稳觉吧！
老舅还兴奋地告诉母亲，这次奉命进城运粮、扩军，正好顺便带人清算东街老张家。老舅气愤地说：老张以前和我还不错，没想到他听说我成了八路军，就不认我了。他对八路军没认识，我就要制裁制裁他。母亲听清了事情的原委，就拦着老舅，把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大道理讲了个够，把老安家宽厚待人的传家经念了又念。谁成想，母亲的话反倒把老舅的犟筋给拨起来了。老舅大叫着：这不是对我个人怎么样的事，这是原则问题。现在天下是我的了，我不收拾这个王八旦，对不起共产党！母亲听不懂老舅的原则，又见老舅发那么大的火，只好不作声了。
早饭后，老舅带上他的战士，风风火火的赶去东街老张家了。母亲还没有洗完锅碗瓢盆，我的一个叔伯舅闯了进来。他一进门就嚷嚷着要找老舅，并说，昨晚老舅在家里就发了话，进城后要清算东街的老张。姥姥骂，姥爷训，都阻拦他去清算老张家，说了半天，老舅的理更足才不吭声了。姥姥知道老舅不是个省油的灯，所以，就派叔伯舅追进城来督察执行姥姥的命令，谁知还是晚了一步。叔伯舅一边说一边急匆匆地去追老舅了。姥姥也真怪：大冷的天，你儿子光着屁股向人家要条裤子，人家不肯给，你不生气，不心疼；现在，你儿子要去解心头之恨，你又着的哪门子急啊！我真替姥姥那种忍辱负重还毫无怨言的精神而哀叹，可谁让她养了个“忤逆不孝”的儿子呢。
时间不长，老舅和他的一群战士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叔伯舅蔫头搭脑地跟在后边。老舅兴高采烈地向母亲汇报着他的战绩，什么清算了几条被子，几斗粮食、几件衣服，外带一头毛驴等等。母亲说：那东西呢？老舅得意地说：给了顺城街的那个小当差的了。谁对咱八路军有认识，我就报答谁；谁对咱八路军没认识，我就拾掇谁。俨然一副伍子婿鞭尸报仇、一饭谢漂母的封建士大夫英雄狭义派头。当时，肯定感动了他的战士，沮丧了我的叔伯舅。
此后，老舅不断来县城执行任务，每次都住在我家。他常利用空暇时间绘声绘色地讲八路军，讲共产党，讲毛主席，憧憬着中国的美好未来，描绘苏联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以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好生活。老舅的话惹得母亲一个劲地追问：那我们都搬到苏联去住，行不行啊？也就是在那时，老舅给我大哥写下了那受益匪浅的著名字帖。大哥五七年高中毕业时，一门心思要报考苏联留学生，恐怕就是因为受了当年老舅的影响。
老舅还看准了父亲私塾四年级的文化，想让父亲加入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出一把力。但父亲受封建思想影响太重，认准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死理，只想挣几个钱培养儿女读书，从不把老舅的话放在心上。
有一次，老舅正好在我家住着，他的老师孙瘸子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找来了。老舅热情地扶老师坐下，忙着递烟、沏茶、嘘寒问暖地折腾了半天，老师却总是愁眉不展。最后，支支吾吾地告诉老舅，他那和老舅曾亲如兄弟一样的儿子，因后来当了汉奸，在解放邻县时被抓了，现在听说要判死刑，求老舅看老师的面子，看以前和他儿子的交情，帮着说几句话，留他一条活命。说着，老先生涕泪交流的就要给老舅跪下。老舅赶忙架住老师，憋了半天，却只说了一句话：我是共产党员，就是我的爹娘老子也得按政策办。老先生楞了一下，转过身颤颤巍巍地走了出去。出门后一边拐着一边嘟囔着：苍天哪！子系中山狼、中山狼、中山狼……
老舅无言地站在门前，盯着他老师渐渐远去的身影，眼里是愧疚的目光。
老舅终究没有为老师的儿子说情。后来，家乡开始流传这样一句话：安立国当了官，六亲不认。
一九四九年春天，温暖的春风吹绿了华北平原。在一个桃红柳绿的日子里，老舅骑着高头大马，告别了家乡父老，向北京出发了。这次他和舅母搂抱着哭了一场没有？深深地接吻了没有？谁也没看见。人们只看到了舅母眼里含着泪花，一直把老舅送到了村外的郜河边上，看着老舅骑马淌过了河，直到看不见一点儿人影了，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路过我家时，老舅兴冲冲地告诉母亲，他要进北京了，跟着毛主席坐天下了，要当官喽！说着，随手解下腿上的裹腿带扔到炕上，说这个用不着了。又从马背上解下他那灰土布面的老羊皮袄，和一双缴获鬼子的翻毛皮靴送给了父亲，说进北京后谁还穿这个呀！惊得母亲目瞪口呆，真不知道他将来要当什么样的大官？穿什么样的好东西？
我小时侯，多少次在暴风雪中，父亲把我裹在穿着老羊皮袄的怀中，着实让我感受到了父亲怀抱的温暖。那时，父亲当村干部，常常在夜里开会。漫长的冬夜里，我钻在被窝中，一边看着母亲做针线活儿，一边支棱着耳朵，等着听父亲那大皮靴吭哧吭哧的声音，而等候却往往成了我的催眠曲。
老舅那裹腿带子却成了我的不祥之物。我刚学会在炕上爬的时候，眼睛就不好使，别人看着炕沿下边是个坑，我却看着一样平，爬到炕沿边时还楞是往前爬，挨了好多次摔，就是不长记性，照摔不误。母亲担心哪次把我摔坏了，每次出门前就用裹腿带子一头栓住我的腰，一头绑在窗棂上，让我根本就爬不到炕沿边。有一次，母亲一不小心绑的长了点儿，我爬到炕沿边就栽了下去，正好吊了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幸亏二姐紧紧地抓住我的一条腿不松手；要不，我早让老舅的裹腿带子给勒死了。
听说老舅进北京后，官越坐越大，后来是什么花纱公司经理，管着国营商业的棉花、棉纱、布匹。在上海解放初期的“米棉大战”中，他还为国家狠出了一把力。老舅的官究竟有多大，反正到现在我母亲也不知道他当时官至几品，只知道在全国取消供给制时，老舅起码定了个十三级以上的高级干部。
那时还不兴“走后门”，家乡的人谁也没有去找老舅办过什么提官、转干、当兵、买进口货什么的事。姥姥、舅母也从来没有想过当什么诰命夫人、官太太，或跟他到北京去享清福，只是觉得老八路坐了天下，再也不用跟着老舅提心吊胆了，能过上安安稳稳的太平日子就很不错了。可是，舅母每天闲下来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发呆，就是到村东头的郜河边向对岸久久地张望着。
老舅呢？好象忘记了还有这个家，还有个曾经和他热恋过，为了他，为了他的事业差点把命都搭上的伴侣。不但没有回来过，而且杳无音信。
直到有一年的冬天，姥姥和舅母终于盼来了老舅的消息。一个穿着蓝褂子旧军装裤子的年轻干部，带着一大堆礼物来到姥姥家，自称是老舅的秘书，说是首长的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回来看望老人和舅母，特地派他专程来探望的。姥姥和舅母高兴得合不拢嘴，忙着烧火煮挂面并特意打了两个荷包蛋。在姥姥的追问下，秘书讲述了老舅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后，才吞吞吐吐地透露出他此行的真正目的。原来，他受老舅的委派，是回来给老舅和舅母办理离婚手续的。
话一出口，全家人像数九寒天掉进了冰窟窿里，姥姥一下子就瘫在了炕上，哭着大骂老舅是陈士美，没良心，也不怕让黑脸老包给铡死，又说怎么就没有人来管管呢？自己哪辈子做了孽，怎么就生了个这样的不孝儿子呢？舅母连哭带喘的爬在姥姥的腿上，一副死去活来的样子。姥爷瞪着眼，撅着胡子，冲着那个秘书就骂了起来：滚！滚！滚回去告诉混蛋小子，想离婚，办不到！等我死了再离吧！说着，眼里也滚出了两行老泪，并动手把秘书搡出了门外。做熟了的饭秘书没吃上，全家人谁也没动一口。
但是，老舅那秘书也真忠于职守，被老爷搡出门外后，他整整在门外戳了三天，不吃不喝，不说不动。姥姥骂了老舅三天，哭了三天。姥爷叼着烟袋在院子里转了三天，唉声叹气了三天。舅母在自己屋里躺了三天，不吃不喝，也没有听见她哭出声来。
第四天早上，一场暴风雪席卷了整个村庄。凛冽的寒风夹着雪花铺天盖地的压了下来，天地混沌了，白茫茫的一片。舅母一身整洁的悄悄闪出门来，脸上平静地一点表情也没有。她看了看仍然站在门旁已变成雪人样的秘书，轻轻的说了一句：跟我走。踩着半尺多厚的雪，领着老舅的秘书去了乡政府。
等舅母和老舅的秘书从乡政府的门口走出来时，风雪更大了。舅母用哀怨的眼神看了看手中的那张纸，那张她用了十几年的青春，用一腔挚爱，甚至用鲜血和生命苦苦追求的爱情，最终换来的无情的离婚证，一把撕了个粉碎，抛向天空，喊了声：老天哪！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平？纸屑和飞扬的冰冷雪花搅在一起，被风卷上了昏暗的天空。
舅母望着那飞扬的纸屑，一屁股瘫坐在雪地上。风卷起冰冷刺骨的雪花打着旋向她扑来，向她身上迅疾的堆盖着。秘书站在舅母身边，望着舅母那凝固了似的冰冷神态，和那一动也不动的滞呆目光，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对舅母说：大姐，您觉得委屈就哭一场吧。舅母无声，也无泪，只是象泥塑木雕一样呆坐着。秘书哭出了声，弯下腰对着舅母的脸喃喃地说：大姐，我对不起您，您骂我一顿吧，打我一顿也行啊！舅母仍然一声不响，眼里没有一丝怨气，也没有一滴眼泪，除了头发在风雪中飘舞外，整个人像要和这冰冷的世界凝固在一起。最后，秘书只好哭着一步一滑地把舅母背回了家，然后，含着泪走了。他回北京后是如何向老舅汇报的，始终是我心中的一个谜。
舅母躺了几天之后，慢慢地下了炕，跪倒在姥姥和姥爷跟前，告别二老，说她要回娘家了。姥姥搂住她死活不放手，哭着求她说：我已经不要儿子了，不能再失去你。你不能走，你不是我的儿媳了，你永远是我的亲闺女！娘俩大哭了一场以后，舅母再也不提回娘家了，在姥姥家继续住了下来。只是再也不轻易说话，也从来没有露出过笑容，只默默地承担着这个家庭的重担，干活、吃饭、睡觉。
不久，老舅回来了，吉普车上拉了花花绿绿的很多东西。舅母躲在自己房里没出门。老舅低着头挨了姥爷一顿臭骂，听够了姥姥的哭诉、谴责、声讨和质问后，也不做什么辩解，只说事情已经这样了，也只能这样了。还是等于什么也没说。
老舅抱起一堆花布去舅母的屋里。他站在门口喊了几声舅母的名字，舅母冷着脸堵在了屋门口。无论老舅说什么，她都像是一点也没有听见，而且一眼也不看老舅，目光越过老舅的头顶久久地注视着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她的脸渐渐地涨红了，眼泪慢慢地淌了下来，流过那道伤疤。润湿的伤疤越来越红了，像是要沁出血来。猛然，她冲到老舅跟前，一把扯过老舅怀里的花布，狠狠的向院子里扔去。花布散得满院子都是，缠住了曾经捆绑过舅母的老槐树那苍老树干，盖住了那曾经浸透了舅母鲜血的土地。老舅长叹了一声，一言不发地扭头走了出去，上了吉普车，当天返回了北京。
此后，他再也没能清醒着踏上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
老舅此次走后，再也没有他的音信了，只听从北京回来的人讲，老舅的官更大了，权也更大了，签个字，多少座高楼就能拔地而起；说句话，就能调动我们全县一年也吃用不完的物资。
老舅又结了婚，给我娶了第二任舅母。结婚时，老安家一个人也没去参加婚礼，但又都知道我的第二任舅母是个年轻美丽的女干部。他俩谁追求的谁？是在老舅与第一任舅母离婚前好上的，还是在离婚后好上的？谁也说不清楚。反正我老舅在这方面有着天生的特长。自古英雄爱美人。老舅和新任舅母上演了这个老剧目，只不过他们的服装都现代化了而已。
三十多岁的老舅扔掉了臃肿土气的八路军灰军装，穿起笔挺的毛料中山装，一定英姿勃发，风流倜傥。手臂上挽起二十郎当岁，身着时髦的列宁装，胸部高挺，卷发、皮靴，风情万种，袅袅婷婷的第二任舅母，徜徉天安门前，流连在清秀的昆明湖畔，一定是一幅美丽动人的爱情风景照。可是，我姥姥肯定不喜欢，我的前舅母肯定不爱看。
老舅从姥姥口中除名了，在前舅母心中贬值了，但绝对没有消失。只有我母亲在自己家中时时提起他，但是护短得只褒不贬，真是一个亲字掰不开。

七

一九五三年夏，天上好长时间没有下过一滴雨，大地旱得都快冒烟了，午后的天气热得人透不过一点儿气来。下地的时间快到了，人们习惯地聚在姥姥家门前的树阴下，一边抽着旱烟袋，一边有一句没一句的唠着家常。
远处的大路上，两辆吉普车屁股后面卷起一道长长的黄烟，飞驰而来，到了姥姥家门前嘎然停下。从第一辆车里先下来了几个干部模样的人，然后从第二辆车里拉下来我的老舅。老舅的头发蓬乱着，胡子长的老长，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人群。他皱巴巴的白衬衣上蹭得黄一道黑一道。下身是蓝华达呢裤子，一条裤腿直垂到几乎是土灰色的黑皮靴上，另一条裤腿卷到膝盖上面。被两个人紧扯着的手臂，在不停地挣扎着、挥动着，嘴里还一个劲地喊着：你们是汉奸，是国民党，老子是八路，是共产党……嘴角上挂满了白沫。姥姥呆了，姥爷傻了，乡亲们楞了。可是，老舅却仍然目空一切的叫着、跳着、舞动着双臂，一刻也安静不下来。
老舅疯了？
这可能吗？心如铁，性似钢的老舅怎么会疯了呢？从小把脑袋掖在腰里干革命，经历过一场场腥风血雨的战斗，经历过一次次的酷刑逼供，经历过刑场上枪口对准后脑勺，连眼皮都不眨一下的老舅，怎么会疯了呢？姥姥忘了她许下的不要这个儿子的诺言，叫着老舅的名字，哭着扑向老舅，老舅没有看见。姥爷怒斥着让老舅住嘴，老舅没有听见。他沉迷在自己的世界里，仍然在叫着、跳着。
老舅真的疯了。
我的前舅母突然出现在大门口。她上身穿着一件月白色褂子，下身穿着深蓝色土布裤子，脸上的伤疤依然红红的，静静地望着这开了锅似的场面，一动不动，像一尊女神。老舅看着舅母，他的瞳孔渐渐放大，嘴半张着，骂声也随之静止了，手臂僵在了半空中，他甚至像做错了事的顽童，遭到了大人的训斥似的，慢慢地低下了头。人们也安静了下来，把疑惑的目光转向舅母。
老舅的那个曾到家里来过的秘书，赶忙向大家介绍了同来的诸位首长，然后把低着头的老舅拉回了家。
原来，年初中央在去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的基础上，又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新三反”运动。老舅以在工作中的专横跋扈、独断专行、老子天下第一的家长式工作风，和凭想当然的随意建设给国家造成的巨大损失，一夜之间成了公司中“新三反”运动挨斗的头号人物。无休止的批斗、检查，接着又被中央领导点了名，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被定性为全国官僚主义的黑典型人物之一，整得老舅一下子懵了头，他冥思苦想了几个昼夜，怎么想也没想明白。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共产党大家庭中的当然成员，一生对党忠心耿耿，从小跟党干革命，抛头颅、洒热血都在所不辞，党也把他从一个土生土长的庄稼小子培养成了高级干部，党和他是经过铁与火的熔炼凝结在一起的，怎么自己突然反倒成了社会主义的罪人，成了党的敌人了呢？这无法解开的矛盾，这没有答案的问题，像磐石一样压在了老舅的心上，像迷雾一样萦绕着老舅的心智，想啊，想啊……突然，他想明白了：对！那些反对、斗争、批判自己的人都是他妈的汉奸，是国民党，自己才是真正的共产党，是革命者，是顶天立地的八路军。他爆发了，咆哮了，撕碎了桌子上的检讨书，抓烂了墙上的大字报，扑向他的每一个“敌人”，撕打着，怒骂着。
在北京的精神病医院里，老舅被确诊为“躁狂抑郁性精神病”的躁狂型。药服了无数，氯丙嗪针把屁股都打黑了，还毫无疗效。泻火逐痰，镇心安神的中药吃了几大筐，老舅反而更狂了。用涌吐痰涎的猛悍之剂“三圣散”，倒是把他吐了个七荤八素，形神俱乏，但一俟缓过劲来，狂躁如初。领导着争，医院着慌，调国家有名的中西医精神病专家会诊，结果认为：病因境遇变异，角色改变，当了一辈子共产党的老舅，不能适应当前的角色，诚如中医经典《素问•疏五过论》所言“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致使老舅郁怒化火，痰火互结，蒙蔽心窍而成躁狂之证。治疗方法呢？当然是心病当用心药医，什么情欲之感，非药能愈，七情之病，当以情治，应依清朝名医叶天士的“移情易性”法，予情景疗法。一群专家引经据典、咬文嚼字的论述了一大堆，说白了，就是让老舅换个环境，找个他熟悉、温暖、安宁的地方，好使他那饱受刺激而兴奋不已的神经安定下来，达到康复的目的。因此，经领导批准，老舅被护送回了老家。
我的第二任舅母没有和老舅一块回老家，据说她在老舅住进精神病医院的同时，也住进了医院。不过，她住的是妇产科医院，一人在医院里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宝贝儿子。
老舅在家中住下了，计划留下来陪伴老舅的工作人员被姥姥赶走了，老安家的男人们来了个总动员，轮流和疯狂的老舅开始了长期地对峙。
老舅真的疯了，他那阵发性的疯狂发作起来，把老安家搅得鸡犬不宁。几个本家舅舅无可奈何地日夜看守着他，仍不能把他管束得像个人样。他也不知那来的那么大精力，没日没夜手舞足蹈地闹腾喊叫着，见人就骂你是汉奸！是他妈的国民党！老子是共产党！是八路军！让人哭笑不得。尤其要命的是，一句话，一个动作，稍不投机，他就向人扑过去拳打脚踢。而且，一阵阵的连姥姥和姥爷也不认识，只知道吃、喝，不知道拉、尿，弄得满身都是屎尿，人不人，鬼不鬼的。大家都没有办法了，只好把他捆绑起来，锁在屋子里。
老舅在屋子里，思维有时短路了，回到了当年囚禁在牢笼里的感觉，就扒光衣服，保持着他的原生态。有时候稍不注意，他就挣脱绳子，扭开门锁，一丝不挂，精赤条条的冲出门外，一边骂着汉奸、国民党，一边在大街上、房顶上、河滩里狂奔着，甚至敏捷地爬到连顽童们也攀不上去的树梢上，随风摇晃着。
一天晚上，一转眼的工夫老舅又没影了，一家人找了半夜也没有找到。
那晚，村里出名的武术教师李老治，刚在拳场教徒弟们练了半夜太极拳和大小擒拿手，乘着余兴哼着小调摸黑往家里走。他看到墙根下蹲着一个黑糊糊的身影，走到跟前，弯下腰问了一句：谁呀？话刚出口，老舅挥手一个耳光就重重地落到了李老治脸上，打得老先生眼里直冒金星，本能的脚步一错拉开弓步，打出了如封似闭的太极拳架势。谁知老舅以痰火凝结后的超人力量加上疯狂的拳脚，劈头盖脸地乱打一气，直打得老武师连连换招却怎么也招架不住，最后不得不狼狈地拔腿就跑，直到爬上一处房顶，老舅在下边连蹦带跳却无论如何也上不去时，才算为止。事后，有人问李老治当时为什么挨了揍，老先生无可奈何地说：疯子打架，一点儿也不按套路来。从此，老舅创下了绝对空前绝后的歇后语：疯子打李老治——不按套路来。
老安家的一大群舅舅们对老舅无可奈何了，姥姥和姨姨们只能望着他，或听着他吼叫，抹着那永远也抹不完的眼泪。刚开始的时候，老舅一发作起来，大家都围到跟前忙活着，我的前舅母只是毫无表情地在一边远远地看着。时间长了，有时候老舅的疯劲发作起来了，一时没人在跟前，前舅母就缓缓地走到老舅跟前，一言不发怜爱地看着老舅的眼睛，看着看着，老舅就慢慢地安静下来了，乖乖地听凭我的前舅母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给他穿好衣服，然后，手拉手地把他拉回家中。
后来，人们看出了门道，只要老舅的病发作的谁也管不住的时候，人们就赶快找我的前舅母，不管她是正在做饭，或是锄地，或是在河边洗衣服，都要赶紧把她拉回来管束我的老舅。渐渐地，前舅母被迫承担起了照料老舅的任务，喂饭、喂药、洗衣服，尤其是在老舅发作的人事不知时，常常把粪便抹得全身都是，前舅母就把他摁在澡盆里，像给婴儿洗澡一样，一边哄，一边洗。但一回到自己的房里，她却扑倒在炕上哭的任谁也拉不起来。不知是为了她自己还是为了我的老舅。
老舅渐渐地像回到了当年和我的前舅母热恋时那样，一刻也不想离开前舅母了。前舅母却像对待孩子一样，悉心的照料和抚慰着我可怜的老舅。
老舅自生病返乡后，母亲就隔三差五的往姥姥家跑，看望和帮忙照料我的老舅。而且，每次都是哭着回来。老舅的病情间歇好转时对母亲说，他一生最对不起的人是我的前舅母。母亲认为他说的是真话。他还说，他对我北京的舅母不如对我的前舅母感情深。母亲认为他说的是谎话，因为知弟莫若姐，母亲看透了老舅的本性。他还像讲故事一样告诉母亲，他在精神病院时，见到了已当了护士的姚翻译，本想“感激”他几句，又一想，自己若一开口他的小命就没了，算了，饶了他吧，反正自己也没死。母亲认为他说的是疯话，因为他不可能那么仁慈。
几个月后，在家人的照顾下，老舅的病情逐渐好转了。北京来人要接老舅回北京，说苏联专家已专程到了北京，要为老舅治病。老舅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家乡，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的前舅母在老舅离家后的第三天，说是回娘家住几天就回来。可是，无论是姥姥家的人，还是她娘家的人，谁也没有再见到过她，直到现在谁也不知道她到什么地方去了。
老舅自从回北京后，再也没能上一天班，老家的人谁也说不清他的病到底好了没有。
一九九六年秋，我因公到北京出差，在母亲的一再叮嘱下，用了将近一下午的时间，换了四次车，好不容易找到了老舅的家。一个不大的四合院低矮的北屋里，墙壁泛着淡淡的烟黄色，几张陈旧的简易沙发和几件旧家具凌乱的摆着，茶几的木面和沙发的木扶手磨得露出了木头的本色。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怪怪的味道，我吸溜了半天鼻子，才想起来，噢，这是老人特有的气味，是腐朽衰亡之气。
瘦小的老舅一动不动的陷在沙发里，满是皱纹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沧桑，浑浊无神的目光里，怎么也看不出一点儿当年的英雄气概和高级干部的气质，也找不到疯子的那股狂劲。脸上依稀还能看出当年丽质的舅母，大声的向老舅介绍了我以后，他静静的呆了半天，才慢慢地问：“我二姐……她好吗？”我做了回答，并代母亲向他问好。他沉默着一言不发，好半天，那已皮包骨的老脸抽搐了几下，浑浊的眼里聚起了两道精光，但又渐渐地熄灭了，两行泪水慢慢地淌了下来。他嗫嚅着：“我想家……我想太行山……唉……”嘴仍撇着，嗫嚅着，却无声。
一缕残阳透过窗帘缝，斜照进昏暗的房间，粉尘在光影里起劲地飞舞着。老舅没有再说话，像是陷入了沉思，不知道他是在怀念那美丽的家乡，还是在追忆那金戈铁马的太行山，还是在重温对我那第一任舅母的愧疚。
我带着深深地失落感告辞了。
一九九八年冬，老舅病逝于北京，我没能去吊唁。听说在老舅咽气的时候，他的第一个重孙子降生了。小家伙像他太爷爷当年一样白白胖胖，手足乱舞，竭力的哭喊着，不知是为他的太爷爷送终，还是宣告着老安家又一条新生命的诞生。        

                         （通联：行唐县中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