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外婆，总会同时想起那棵枣树。那棵枣树究竟有多大年纪，我说不清楚。只记得母亲说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攀上那棵树粗的枝丫上摘枣子，而现在母亲已经年过六旬。
  我是父母的小儿子，母亲怀我的时候算是高龄。我的童年，只要是在外婆家，定是与那棵枣树有关。
  那棵树，从两米高的主干处分南北两个粗的侧枝，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那是一棵大枣树。但二十年过去了，树干似乎没有明显长粗的迹象，孩子们能比我当年更利落地攀上去打枣子。
  只是，在北面的侧枝上，有一枝向西面的分杈在某一年的夏天被累累的果实压断了。只是，当年黑发的外婆青丝间染满了岁月的霜华，健步如飞的外公现在拄着拐杖坐在了轮椅上。
  惟一不变的依然是压弯枝丫的枣子，唯一不变的是外公外婆慈祥的笑容。外公八十九岁，外婆八十四岁，我年迈的亲人身体依然硬朗。
  儿孙们为前途奔波四方，但魂却系在那棵枣树上。
  我和父辈的记忆离不开那棵枣树。春节我从深圳回到老家，听三舅说，过一段时间准备把老房子推倒翻盖新的，枣树就在老房子旁边。我开玩笑说：“你不会把这棵枣树砍了吧？”三舅说：“那怎么会，再怎么盖房子，枣树是绝对不会砍的。”
  每个人在老家的时间都比较短，老家倒成了客栈，匆匆地回，短暂停留后，就又匆匆地各奔东西了。但每个人都会记得枣树，记得那枣树下白发的老人。无论岁月怎么变迁，因为他们，故乡不会变得陌生。因为他们，故乡成了我们心头常记的牵挂。
  少年时代，每年的夏天，我总是习惯骑在外婆的屋脊上摘枣子。我骨子里有一种天生的野性，不管多么细的枝丫，只要我想去，我总是攀援着向前。外婆总是在下面担心地喊，我充耳不闻，顾自前行，直到摘到我想要的，然后慢慢退回来。
  我不知道，那年，那月，我在枣树上攀援的日子，耗去了外婆多少揪心的牵挂，我不知道，我的野性和固执给外婆增添了多少根白发。
  外婆是那种很细腻的女子，在我的印象里，无论什么时候，她总是心平气和地说话，即便是在她生气的时候，她也从不会冲人大声的呵斥。她对所有人都是那么的包容，她是我见过的最雍容大度的女子，善良，谦和，礼让。她的目光如佛光一样纯净，在她的目光里我甚至能看到自己灵魂深处的污垢。
  我不想对逝者不敬，逝者已矣，思之不胜痛兮。但，谈到外婆，又不得不提及大舅妈。
  大舅妈因病已经过世好多年了。那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很漂亮，对我格外地好。每次到外婆家，我总是朝她家跑，因为她喜欢孩子，也格外疼我，我很喜欢她。但是，大舅妈对外婆并不是很好，处处与外婆为难，和母亲的关系也是一般。
  我那时还小，不懂得大人间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外婆是那种很隐忍的人，对大舅妈很是包容，这个信了一辈子佛的女子最后隐忍到神经崩溃，精神错乱，出门后找不到归家的路而流落西乡。家人四下寻找几个月，都无果而返。后来，被好心人收留送了回来，医治调养了好久才算慢慢的恢复一些。我长大以后才听母亲讲起过，母亲叹息，说人要是太委屈了自己，会疯的。
  外婆从来没有怪过谁。对与错，对于她来说，似乎总是不那么重要。她也从未向别人讲起过以前的事情，甚至连个叹息我们都没有听到过，她总是很祥和的坐在枣树下，生命里那些灰色的过往好像从来不曾有过。
  外公念过私塾，写得一手好书法，是个很有文化的人。我读大学那阵子，回老家看望他们，顺便摘枣子。外公坐在院子里，用拐杖在地上写百家姓里面的姓氏来考我。按常理说，我也算是跟文化沾一点边的人，可是，看了半天，我翻着眼看树上的枣子，一个字也认不得。外婆这时便会在旁边给我说答案，然后，很熟的背出百家姓来。我很诧异，八十多岁的老人居然还有如此好的记忆力。外公外婆在院子里微笑着，我抬头看见，已经泛白的枣子在枝叶间若隐若现。
  我每次到外婆家的时候，外婆总是把柜子打开，把所有好吃的东西一股脑儿给我拿出来，让我慢慢吃。从黑发的外婆到白发的外婆，她对我的疼爱丝毫没有减少。但是，外婆老了，年迈的外婆耳朵不太好使了，她大部分时间选择了沉默。还好，外公还可以陪她聊天，很多时候，外公选择用手势，两位老人在风烛残年里相濡以沫。
  印象外婆，也总是伴随着那棵枣树。
  我最美的记忆依然是外公坐在院子里，我骑在枣树上用力地晃着枝丫，一时落枣如雨。外婆低着头在树下拿着小篮子捡着我晃掉的枣子，花白的头发在风中飘动。这时，我会在树上安静下来，一动也不动，生怕哪颗枣子突然掉下去，砸到了我白发的外婆——那位捧着心来疼我的我年迈的亲人，我把她放在我灵魂最柔软的地方暖着，爱着。
  外婆和外公的身体一直很硬朗，像这棵给了几代人温馨回忆依然枝繁叶茂的大枣树。外公今年已有九十岁高龄，除了早些年偏瘫留下的后遗症，双腿不太灵便以外，眼不花，耳不聋，有很多时候，我们很小声的说话，他都能听得清楚，我笑他说，你的眼睛和耳朵比我的都好使。
  外婆的耳朵原来也一直很聪敏，但是2007年春，二舅去了。那个睿智帅气幽默能干疼我的二舅去了。二舅的英年早逝给她的打击很大，白发人送黑发人，那是怎样的一种悲恸。但外婆依然很平静，依然很祥和。可是，头上的白发背叛了她，她的耳朵也背叛了她，她的耳朵听不见了。
  2007年夏天，我回老家，到外婆那里看望他们。到了外婆家，她正在厨房忙活，我站在厨房门口像小时候一样很大声地喊：“姥姥。”没有回应。尽管来的时候，母亲已经告诉我说，外婆的耳朵出了问题，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是，现在，距离如此之近，她还是听不到，我眼泪出来了。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外婆老了，外婆承受的东西太多了。
  抬眼看到院子里的枣树，依然很茁壮地成长着，青涩的枣子在翠绿的叶子中间躲闪。我满心酸涩。等不到枣子成熟，我就要离开，我不知道，那压弯枝丫的枣子，沉甸甸的挂在枝头上无人采摘，白发的外公外婆坐在枣树下，会是怎样的一种怅惘？
  离开老家，打电话回去，侄儿告诉我，他去了曾外婆家摘枣子了，做医生的父母给外婆配了药，外婆已经慢慢恢复了听力。我心里很是欣慰。
  母亲告诉我，她隔不了几天就会过去看一次外公外婆，帮他们洗洗衣服，晒晒被褥，小侄儿也经常到曾外婆家“听候调遣”。而且，小侄儿对那棵大枣树也是情有独钟，母亲说，枣子还青的很，根本不能吃的时候，小家伙都爬上去摘了。
  又一代的孩子爬上那棵枣树，有了孩子的陪伴，我年迈的亲人不会孤单了。
  那棵枣树在我和父辈的记忆里已经枝繁叶茂，大枣树在孩子们的心中也深深地扎下根去。
  外公外婆都是信佛之人，敬畏鬼神，相信头顶三尺有神明，经常教导我们出门在外要与人为善。我不是佛教徒，但我只要途径寺院，都会过去参拜，无论身在何处，我都祈祷我年迈的亲人健康平安。